《人口创新力》|人口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

人口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

核心书摘：

200多年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在他的代表作《人口论》中指出，生产力的提高将带来人口的指数级增长，过多的人口会耗尽地球资源，进而不可避免地带来饥馑、战争和疾病问题，他呼吁各国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

但事实已经证明，马尔萨斯的预测是错误的。在过去的200年里，人类的生产力和人口数量都有所增加，但自然资源并没有被消耗殆尽，事实上，自然资源的价格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反而在世界普遍降低了出生率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最严重的莫过于人口老龄化。

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老龄化是一个公共财政问题，大量的老年人口将给公共养老制度带来沉重负担，劳动人口将不得不奉养更多的退休人员。但《人口创新力》这本书却提出，老龄化对养老的负面影响不是最严重的，它是可控的，甚至是可以解决的，真正严重的问题其实是老龄化导致的整个社会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减弱。

《人口创新力》这本书论证的就是人口与创新以及经济之间的关系，本书在剖析了人口对于环境、资源、财税等方面的经济影响之后发现，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就会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

中国以前享受了人口多、市场大的优势，但是未来会受累于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人口创新力》这本书在分析了各国的人口策略后，对中国现行的人口、教育和城市化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经济教授读过这本书后也说：“中国的政府官员如果读了这本书，将有助于他们未来的管理工作，因为中国正面临来自人口变化领域前所未有的压力。”

关于作者：

梁建章，携程的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2011年，他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的就是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

黄文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财新网“人口问题”的专栏作家，也是人文经济学会特邀研究员。

学什么：

1、人口是如何影响创新的？

2、如何解决人口带来的创新力减弱问题？

一、全球人口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全球人口发展趋势。

在正式阅读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些人口学上的常用术语。出生率是指每一千人中的出生人口数量；总和生育率是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年龄组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的总和。

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有国家的人口发展都呈现出低增长率、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特点，这是农业社会中高婴儿死亡率与低预期寿命等特有现象所导致的后果。父母们需要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可以活到成年。

在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完成以后的近200年中，世界经济的增长规模非常惊人，伴随着财富的增多，人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降低婴儿的死亡率，提升后代的健康程度，人类的预期寿命也随之延长。这些都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经过一段时期之后，人们就会逐渐意识到，不需要再生育很多孩子来确保有孩子能活到成年了。所以接下来出现的情形是，人们的生育率下降了。

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生育率会降低得非常明显。比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欧洲国家拥有很高的生育率，人口增长也十分迅速；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到了更替水平（同一批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当净人口再生产率为1时，恰好等于更替水平）以下。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人口将会减少。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和南欧，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4以下，这就意味着0—4岁组的人口比例比31—34岁组的人口比例少30%。中国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现在中国的生育率极低，同样降到了1.4左右，预计在2030年之前，人口出现负增长。

很多人认为，我国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呼吁“计划生育”的，在此之前，都是鼓励生育，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我国历史上很多学者也提出过类似于“计生”的理念。

最典型的就是唐代的王梵志。王梵志是唐初民间通俗诗人，他曾明确反对“多生”，提出重视人口素质教育的思想,还以当时最流行的诗歌形式为基础,用大白话写出了不少计生“标语”，最有名的一条是《大皮装大树》一诗中的“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意思是，儿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个能做事又顶事的就行了。我国20世纪八十年代最流行的“计生”口号“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最原始出处就在这里。

到了宋代,有学者估算中国人口总数首次过亿。在这种背景下,宋末著名学者、《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正式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这与我国现代的人口和计生政策相当接近。

到了明代末年,人们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文学家冯梦龙说：“如果每对夫妇总是生一男一女，永远没有增减，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女，每一代就加一倍，只增不减，如何来养活他们？”

同样的担忧，乾隆帝也有过。清代乾隆末年，已经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表达了他对人口增长太多的忧虑：国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来太平无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多人食用，生产的粮食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充裕了，再加上庐舍所占土地也在成倍增长，从事生产的人手少，消费粮食的人口多，这与百姓的生计很有关系。倘若再因年成好，随意浪费粮食，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有粮食不够吃而经济窘迫的那一天，朕对此十分忧虑！

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遭到了巨大的颠覆，实现了从“人多为福”到“人多则穷”的转变。目前，不仅是中国，世界范围内的生育率都处在非常低的状态，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现代超低的生育率呢？

首先，在高收入国家中，教育是受到高度重视的，成本也很高，因此，培养高学历后代的支出越来越大。《华尔街日报》201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费用是222360美元，是美国人均年收入的4倍，而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学学费。在富裕的亚洲国家，父母也更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教育上的开支甚至更高，因为亚洲国家的父母不仅需要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还得投入不菲的补习班费用。昂贵的教育成本让人们在对待“生孩子”这件事上更加慎重。

其次，随着经济更多地转向服务导向型和创新驱动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参与率都在稳步上升。在许多国家中，女性的大学入学率与男性不相上下，甚至还高于男性。在美国和英国，女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几乎比男性高出40%。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女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已经超过男生。此外，中国城市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0%，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属于非常高的。女性在教育和事业发展方面投入的时间越长，自然用于养育子女的时间就越少。

除此之外，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中，养老是养育子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高收入国家中，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储蓄和养老金生活。尽管抚养孩子的费用越来越高，孩子对赡养父母却没有提供多大的帮助。因此，仅仅从财务角度来看，在现代社会中养育孩子是赔钱的。当高收入国家能提供很好的养老福利时，人们往往会选择养育更少的孩子。

最后，现代城市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娱乐和休闲方式，使得人们用来养育孩子的时间就更少了。也正因为如此，城市中的年轻人不断地推迟结婚的时间，晚婚已成为大势所趋，有些人甚至会选择不生孩子，或者不结婚。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的离婚率变得更高，这也会导致生育率下降。

那么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的减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探讨的内容。

二、人口是如何影响创新的？

作者梁建章认为，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的减少，会影响到一国的创新能力，

人口影响创新的主要渠道有三种，分别是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老龄化效应。

我们先来看看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福特汽车公司就利用了美国汽车市场的规模优势，第一次普及流水线生产，提高了整个工厂的效率。

而在互联网时代，规模优势更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最先吸引大量顾客的公司。举例来说，如果1000万客户代表创新的“临界值”，为了达到这个临界值，在美国市场上，所必需的渗透率约为3%（因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亿人）；而对于总人口只有1亿人的日本来说，所必需的渗透率则为10%。正因为如此，某项创新在美国达到临界值的时机，通常会比日本市场快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比如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都是在国内市场成功达到临界值以后，就迅速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功占领世界市场。

而现在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与美国公司一样，中国的企业，比如华为、联想，在达到规模并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后，就成长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对手。一位杰出的风险资本家甚至说：“一家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它必须要在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登陆中国市场。然而，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试图同时占领中国和美国市场往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除了渗透率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人口越多，就意味着市场越大，随着市场的扩大，竞争对手自然也会增多，这将为创新提供更大的动力。举个例子。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竞争最激烈的，风险资本家有时甚至愿意投资这两个国家市场上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公司，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中国，即使一个行业已经有了龙头老大，剩下的企业还可以利用创新来竞争第二名和第三名，而在一个小国中，风险资本家通常只是投资市场的第一名，没有竞争的环境自然无益于创新。

了解了人口规模效对创新的影响后，接下来我们看看聚集效应。

除了人口规模，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很重要，现代工业往往集中在同一地区。美国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在底特律，日本的汽车产业集中分布于名古屋。中国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了很多制造公司，因而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任何新产品的发明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成百上千的配套公司，快速、廉价地制造出成品来。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是世界最低的，202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582.10美元，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比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许多东南亚国家高出了几倍。单从劳动力成本角度考虑的话，许多跨国企业应该离开中国。但是，许多公司发现，复杂的产品需要强大的配套供应链做保障，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暂时还无法被动摇。这就是直到今天大多数高科技产品仍然在中国制造的原因。

在高端制造业中，许多技术、部件和生产工艺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领域的优势可以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中国还是利用聚集优势主导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聚集效应除了会影响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外，还会影响人才的分布，作者在书中提出，集聚效应其实也是一种人才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如果一个区域成为一个产业的创新中心，那么这一中心的集聚效应将会趋向于自我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会越来越大，优势会越来越明显，人才也会越来越多。硅谷是公认的人才最多的地方，其实在美国很多其他地方也拥有顶尖的大学，比如波士顿（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但却无法撼动硅谷的地位，硅谷作为创新中心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了40多年。由于人才的集中，硅谷仍然是创办高科技公司的最佳地点。由此可见，一旦一个地方变成创新的中心，其他地方就很难再超越。基于这种逻辑，我们可以推断，每个国家的每种产业可能都应该只有一个中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的每一种行业都可能只有一个中心。

在了解了聚集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后，我们再来看看老龄化效应。

在现代经济中，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是人的认知能力。那么随着年龄的变化，人的认知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有学者做过相关的统计，统计结果显示，一些认知能力在人们年老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得很好。比如语言能力，在50多岁时达到顶峰，一直到70岁时依然可以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但大多数种类的认知能力，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快速下降。比如数学能力，在一个人30—40岁的时候达到峰值，之后就开始大幅度下降。

人的认知能力只是影响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因素之一。除了认知能力外，经验也是形成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一个人在30岁到40岁时是最有创造力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10到20年的经验，而且精力仍然充沛，能够迅速地思考和学习。

除此之外，作者还在书中指出，有天赋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在30多岁时最具创造力。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对这个国家的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是很有帮助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更糟糕的是，老龄化社会还会产生一种阻挡效应，也就是老年人会阻碍年轻人的活力。一个员工获得高级和有影响力的职位的概率，往往取决于相关领域内劳动力年龄结构。如果公司的平均年龄很高，那么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管理责任，因为这些职位已经被年长的员工占据了。这个道理在国家中也同样适用，整体结构趋于年轻的社会，能够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来获得创业所必需的技能。相反，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规模不断缩小，年轻的员工晋升很慢，拥有的影响力较小，技能也较差，就不能成为潜在的企业家。

二、如何解决人口带来的创新力减弱问题？

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人口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老龄化效应对创新造成的影响，那么如何解决人口带来的创新力减弱问题呢？作者在书中专门针对中国的人口现状，给出了几条建议。

首先，就是推动城市化和大城市化。

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它的最发达城市的人口规模通常也越大。从经济活动角度来看，一个城市一般可以定义为建成区的连续空间区域，这种界定往往超出行政区划。按照这个界定，日本最大的城市东京就有约3700万人口，而日本全国人口才一亿多。我国人口有十二亿，而北京的建成区人口才2000万左右，可以说，北京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城市规模大具有很多好处。比如城市越大，公共交通的效率就越高，这样一来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城市交通和环境污染问题。

另外，城市规模越大，各行各业的人才就会聚集得越多，思想碰撞和交流就会越频繁，创造力自然也会越旺盛。世界各国的创新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最发达的城市里。中国最好的创新型企业和人才也集中在几个一、二线城市。因此，合理的城市化策略不应该只是发展中小城市，更需要加大对特大城市的投入。

除了推动城市化和大城市化外，作者给出的第二条建议是改革教育制度。

我们承认在中国国情下，应试教育的合理性，但也不能否认让学生花大量时间搞题海战术应付升学考试，往往会对学生的创造性造成巨大的浪费。

所以作者建议，在统考的前提下，各高校自主招生。现在中国教育被一刀切的统考统招制度“绑架”，自主招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还是统一考试，但是各个学校和专业可以有多元化的录取标准。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在某一方面有天赋的学生只为高考内容而学习，没有使天赋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当然，有人也会担心自主招生会让教育不平等现象加剧。自主招生后，农村或者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名牌大学录取竞争中，会更加处于劣势。其实这种担心听起来有道理，但经不起数据的考验。近几年，农村学生的名校录取率一直在下降，已经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富裕家庭可以让小孩上各种补习班来提高考试分数，低收入家庭却无法承担这笔费用。事实上自主招生后，学校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反而会对劣势家庭有一定的照顾，比如美国的名校对于低收入家庭小孩的录取分数线会远低于平均分数线。所以，从世界经验来看，自主招生后反而有可能缓解教育的不平等现象。

除了推动城市化、大城市化和改革教育制度外，作者还提出了第三条建议，就是完善生育政策。

比如全面放开生育，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制度；再比如对养育家庭给予财力支持，对养育家庭的补贴可以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除此之外，还可以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驻当地的家长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结语

以上就是《人口创新力》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本书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用大量数据和最新的经济学理论，论证了人口与创新以及经济的关系，书中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口就会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本书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人口和创新问题，也让我们看清：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可能是人口政策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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